在武康路-安福路成为“亿元街区”之前，田子坊曾是潮流商街的“初代网红”。2010年，田子坊获批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游客来沪“必打卡”的目标地之一。十年后，代际更迭，同样展现海派风情的“巨富长”和潮人扎堆的武康路、安福路引领着新一代网红街区的风向。
十年前，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和她的研究伙伴进行了一场跨国调研，探究全球城市中地方商街的演变规律，田子坊是他们在上海选择的样本商街之一。观照当年的研究，田子坊的“没落”似乎为城市商街的动态更迭提供了一份样本。
作为中国典型的“全球城市”，上海地方商街的形成与发展，与纽约、东京、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呈现出相似的规律。有的商街从“贫民”质感蜕变成“高端”消费区，有的商街一度受到热捧却又“昙花一现”走向没落——这些地方商街的形成、发展和迭代受哪些因素影响？看似独特实则趋向同质的商街面貌又被什么力量形塑着？这是《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如今的时尚街区里，人们寻找的不是水果副食、洗衣修鞋和连锁快餐店，而是手工饰品、设计师服装、唱片书店、剧院画廊、潮流买手店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创意品牌服务。这样的形态受全球商业发展的两大趋势力量影响：全球化和士绅化。
在上海，购物已经多方面地全球化了。对高端品牌消费者和海外游客来说，在具有“上海第五大道”之称的南京路上看到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古驰（GUCCI）这样的全球一线奢侈品店，或者在位于金融中心的历史悠久的外滩看到艾米里欧·普奇（Emilio Pucci）的精品店时，消费全球化是显而易见的。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跨国品牌，还有世界范围内的外来人口，以及在不同国家、文化区备受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品位。地方租金的变化反映了全球资金的流动情况；外来人口的流动反映了海外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全球消费文化创造出不同的审美偏好，而这些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特定身份的偏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全球通性；越来越多跨越实际民族、宗教和文化边界的新聚合群体在形成——全球化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与地方特性相勾连，共同塑造了“地方商业街的全球化惯习”。
当你给一条商街贴上“潮流”或“无聊”的标签时，你实际上是对商街“归属”作出了判断。这个归属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
当水果店被画廊取代，当家常菜馆被酒吧取代，你还会发现全球化为地方商街带来的另一种变化：商业士绅化。漫步一条典型的时尚商街，你总能发现“ABC型商店”：A是Art Galleries（艺术画廊），B是Boutiques（精品店），C是Cafés（咖啡馆）。在经济上，它们或归属于城市中产阶层，或为他们的消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在精神上，它们反映城市中产阶层的审美品位和生活理想。
在地方商街的更迭历史中，士绅化的力量比全球化更为深刻。城市更新策略下，老旧街区焕然一新，中产阶层从郊区重回内城，带来了资本和与发达国家一致的城市生活梦想。社会阶层的新一轮流动重塑了地方商街的面貌：从建筑风格到商业模式，从店面装潢到标牌字体，彰显“质感”的使命代替了“便利”。在ABC型商业街上，你很难听到购物者和店主讨价还价，也不再有当街兜售和揽客行为。社会差异和文化资本的流动变化，加上全球科技革新，共同塑造了地方商街的业态。因而当有人站在这样一条街道茫然四顾，发出“怎么找不到一家修鞋铺”的感叹时，TA大概率会收获这样的回复：鞋坏了？去买一双新的吧。
当一条商街以物质形式确立了某种文化氛围甚至街道精神，它将源源不断地吸引对它认同、向往的群体，进而形成地方商街的生态系统。
谁能在街上开店？能开什么店？能开多久？这些问题要问商街的店主、业主、购物者和地方政府。此外，媒体和其他非盈利商业社会组织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店主和业主的博弈中，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动态平衡中，地方商街的面貌不断变化着。
商铺店主选择在一条街道上开店的最基本因素是：租金可以承担，其次可能才是街区的基础设施、客群范围和文化氛围。相对应地，让业主选择把某条街道上的房产租给商户的因素则是：商铺经营者能够稳定地缴纳租金。如果幸运一点，碰上一个颇有名气的店铺，还有利于提高房产未来的潜在价值。
有“租金”在业主和店主之间发生作用，商街的生态系统便呈现出不太稳定的波动。常见的规律往往是：最初，一批认同街区精神的店主以可承担的租金入驻，商街迎来一段时间的繁荣发展，店铺经济价值上升，业主开始不断提高租金，迫使一部分难以承担的店主离开商街。一旦上述“市场”作用发挥到过高的程度，商街早期的文化氛围遭到过度商业化破坏，个体店主纷纷离开，商街便又重归落寞。
和市场力量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的调控。一方面，政府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调整地方的人口流动、贸易类型和业态规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城市更新的相应手段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空间的改变，同样影响着地方商街的面貌。
此外，本地居民和外来购物者的人口特征也影响和反映着地方商街的动态变化。而媒体，则生产和传播着有关地方商街的形象和认知，不断刷新城市购物者们“闻风而动”的“目标地”。
然而士绅化和全球化的风险隐现于它们为地方商街带来的繁荣中。在佐金等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组藏在和谐表面下的矛盾。
历史感VS新鲜感。当一条商街上的商铺想要销售情绪时，它必然要回到这条街道的历史基因中去寻找素材。在研究纽约奥查德街案例时，佐金等人察觉到新兴的ABC类商店对街区文化历史情结的敏锐运用，如通过展示老街区的文化标志或记忆要素来维持商街的标志特色。然而对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体验到的还是赤裸裸的“情随事迁”——伴随着他们生活记忆积累起来的老商铺和街坊熟人被新商业“赶出”了社区，周围变得陌生起来，这使他们感到“精神所有权”的丧失。
本地商店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的时候，长期居民和使用者经历的是痛苦的失落感。他们失去了对街道的“精神所有权”，一种超越法定物权、基于对空间文化深度认可的归属感。精神所有权发源于在日常行动中习得和加强的社交模式，变成融入某个群体的标志。行动和标志共同创造了特定群体“占有”街道的感觉——尽管他们的融入感往往意味着排斥其他人。精神所有权对于那些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无法获得经济所有权的群体而言是最大的鼓励……一个新群体得到了精神所有权，他们代表的是另一个社会阶层，认同的是另一个民族和种族团体。对街道精神所有权的挑战像城市移民和定居一样源远流长。
精英消费VS廉价消费。在纽约奥查德街的调研案例中，佐金等人发现，更新后的ABC类新商店相当依赖游客的消费贡献，其本质原因在于这类商店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当地长期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即，少数中产阶层带来的商街革新与占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生活需求存在脱节。新商街越繁荣，本地居民与商街的关联感就越弱，甚而被边缘化——因为提供廉价商品服务的小商铺被期待价值和形象“上升”的业主们排除在外。此外，强调“独家”而非规模的精品商街往往也意味着奢侈的消费，很难找到提供低价商品的大型连锁零售店或快餐店。
地方感VS世界感。伴随全球化和士绅化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品位、布局和氛围——这在“ABC”这个归纳中已经可见一斑。跨国品牌带来的是标准的门店、产品和服务，塑造的是全球通行的文化标志，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进行的新融合和新认同，与城市个性似乎并不沾边。“本地化”和“本土”之间也许仍然有一道沟壑。正如佐金在另一本书《裸城》中点明的：城市居民怀有一种“传统且神秘的寻根渴望”，而这一渴望与城市更新的种种新产物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更加集中地体现在“地方商业街”这一空间中。
所有大城市都忙着抹去它们粗陋不堪、瓦砾尘土漫天飞扬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亮闪闪的未来图景。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正忙着清除市中心破落的狭窄胡同弄堂，将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撵到城郊地带，用昂贵的公寓和设计宏伟的摩天大楼取代矮小老旧的平房。利物浦和毕尔巴勒则拆毁了废弃的水岸，将陈旧的船坞与仓库改造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艺术家和中产阶级搬进了旧的移民区，他们一边歌颂工人阶级酒吧和外卖的小吃摊，一边又让后者淹没在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咖啡店和精品店以及随之而来的品牌连锁店之中。资本力量、政府、媒体和消费者品位所形成的文化力量共同推升了一种普遍性的、粉饰过的城市更新，也揭露了一种与城市居民对原真性起源的渴望（一种传统且神秘的寻根渴望）与原真性新开端本身的矛盾：结果就是持续不断地社区更新改造。
在这项研究完成近十年后，本地商店营造的家园感、地方特性和社会共同体仍在遭受全球化和士绅化的冲击。怎样合理地留存地方商街乃至城市商业的多样性、亲密性和原真性，依然是目前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的重要课题之一。在佐金等人看来，地方商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借由地方商街创造的地方感，来自全球各地的居民在公共的交流空间中和谐共存、友好互动。作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它们展现出独树一帜的特色和多样性，展现城市的包容。
地方商街是城市发展的静脉，它们的“管壁”常常薄而柔弱，其为城市“回血”的能力却是后者活力和生命力的保证。然而，在新科技浪潮下，不仅“地方”与“全球”是一对张力满满的矛盾元，“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人的”与“机器的”也成为不得不讨论的话题。到时，也许问题已经从“我们是否还需要修鞋铺”转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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